张新俊：清华简《系年》“曾人乃降西戎”再议
清华简《系年》“曾人乃降西戎”再议
张新俊
【摘要】《国语·周语》“王降狄师以伐郑”，韦昭注训“降”为“下”。战国秦汉文献中有“下兵”的说法，学者或据韦注为清华简《系年》“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”之“降”做解。通过对“下兵”的考察，我们认为“降”是不能训“下”的，当是“徵”之形近误字。
【关键词】《系年》 下兵 降 征
一 问题的提出
清华简《系年》第5～6号简因为涉及到西周灭亡的这一段历史事实，所以自公布伊始就一直倍受学术界的关注。尤其是对于简文中曾、申、西戎三国在西周灭亡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，学者之间在理解上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。为了讨论方便起见，我们先把相关的简文录写如下（释文采用宽式）：
（1）周幽王取妻于西申，生平王，王或取褒人之女，是褒姒，生伯盘。褒姒嬖于王，王与伯盘逐平王，平王走西申。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，申人弗畀，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，幽王及伯盘乃灭，周乃亡[1]。
先后有学者指出，《国语·郑语》中有以下两段文字，与上揭《系年》简文密切相关：
（2）申、缯、西戎方强，王室方骚，将以纵欲，不亦难乎？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，必求之申，申人弗畀，必伐之。若伐申，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，周不守矣！缯与西戎方将德申，申、吕方强，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，王师若在，其救之亦必然矣。王心怒矣，虢公从矣，凡周存亡，不三稔矣[2]。
（3）周幽王伐有褒，褒人以褒姒女焉，褒姒有宠，生伯服，于是乎与虢石甫比，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。太子出奔申，申人、鄫人召西戎以伐周，周于是乎亡[3]。
上例（2）中的“缯”与（1）的“曾”及（3）中的“鄫”，只是同一国名的不同用字而已。同一个国名在典籍中往往有不同的写法，如“郐”国之“郐”，还有“会”、“桧”“侩”等多种异文，是其证[4]。（2）说“缯与西戎方将德申”，“德”是“感恩、感激”的意思。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“王德狄人，将以其女为后。”孔颖达疏“荷其恩者谓之为德。”[5]
《史记·魏公子列传》：“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，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。”[6]由（2）可知，缯与西戎都曾受到过申的恩惠，故与申关系密迩。《今本竹书纪年》在幽王九（公元前773年）年下还有一条重要的记载说：
（4）(幽王)九年，申侯聘西戎及鄫[7]。
《说文》：“聘，问也。”从西周到春秋时期，天子与诸侯或者诸侯之间互相派遣使者通问皆可称作聘。《礼记·曲礼下》：“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。”孔颖达疏：“聘，问也。谓遣大夫往相存问。”[8]申侯既然聘西戎及鄫，足可以证明三个诸侯国之间不同寻常的政治互动关系。“若伐申，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”，也预见了西周中央政府如果处理不好与申的国际关系，必将导致三国的联军来攻的被动局面。（3）说“申人、鄫人召西戎以伐周，周于是乎亡”，道出了周灭亡的直接原因，正是申、曾召来了西戎的军队，在申、曾、戎三方合围之下，西周灭亡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“申侯怒，与缯、西夷犬戎攻幽王。幽王举烽火征兵，兵莫至。遂杀幽王骊山下，虏褒姒，尽取周赂而去。”[9]《史记·郑世家》：“二岁，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，并杀桓公。”[10]《今本竹书纪年》：“（幽王）十一年，申人、鄫人及犬戎入宗周，弒王及郑桓公。”[11]讲的都是同一件事。
不过具体到清华简《系年》“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”这句话，学术界对“降”字的解释，却是聚讼纷纭。到目前为止，先后有“降（投降）”“共”、“纠”等多种释读意见[12]。我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，考虑到楚文字中“降”、“征”二字形近多有混讹的现象，认为简文中的“降”是“征”字之误，进而与《国语·周语上》中“王降狄师以伐郑”的“降”字联系起来，提出这两处“降”都是“征”的形近误字，当训作“征召”。（3）说“申人、鄫人召西戎以伐周”，其实已经讲得很明白了。韦昭训“降”为“下”，是不足信的[13]。
拙文发表之后，有学者对我们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如王辉先生在2016年发表的文章中，认为简文“曾人乃降西戎”并不存在文字错讹的问题。韦注训“降”为“下”也并不错误。王先生说：
按：韦注是。“降”与“下”意思相近，古书常用“下师”或“下兵”表示出兵。前者如《战国策·韩策二》“果下师于崤以救韩”；后者如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“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”高诱注：“下兵，出兵也。”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“大王不事秦，秦下兵攻河外”，《汉书·高帝纪》“其以下兵于诸侯，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。”“降狄师”及简文“降西戎”之“降”应如韦注所言，意为下，与“下师”“王降狄师以伐郑”的“降”、“下兵”之“下”意思相当。《系年》“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”意即缯人于是发西戎之兵进攻周幽王，可见“降”自可通[14]。
王先生这个的说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[15]。我们在拜读了王先生的文章之后，仍有一些不同的理解，在此想阐述一下我个人的一点陋见。不当之处，敬请方家批评指正。
二 “降”“陞”的构形
近些年来所公布的楚文字资料，让我们对“降”“陞”二字有了一些新的认识。这一部分主要讨论这两个字的构形和混讹问题。
楚文字中的“降”字，主要有三种写法：
第一种写法的“降”继承了甲骨文、金文的形体[16]。更多时候，楚文字中的“降”会“夊”形的末笔上添加一短横为饰笔，如《系年》45号简作
第二种写法是在“降”下加上“土”形。战国文字中从“阜”的字加“土”繁化，是很常见的现象[17]。这种写法的“降”字，过去仅见于燕国兵器铭文不降矛[18]，后来在上博简、清华简中也相继出现过。
第三种写法则是在“降”下加上“止”，表示动词“降落”“下降”。这种形体同样可以在“夊”形的末笔上添加一短横，如清华简《命训》2号简的写法。不过，战国文字中经常出现省笔的现象，尤其是当一个文字中出现重复构件的时候，往往会把重复的一部分省去，何琳仪先生称为“删减同形”[19]。何先生的解析能否成立，还需要从上下文加以判断才行。楚文字中就有如下三字：
以上a、b两个形体完全相同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，是否就是“降”所从的两个“夊”形省去了其中之一。a字清华简的整理者隶定作“
C形出自安大简，简文说“
楚文字中的“陞”字，在形体演变上有一部分是与“降”平行的，但要比“降”要复杂一点。如下面的形体：
第一种写法是从“阜”、“升”声，这种写法也是源自甲骨文[26]。不过声符“升”受文字类化的影响，与“降”所从的“夊”不容易区分。楚文字中的“阩”还有一种变体，就是把所从的“升”写成“
第二种写法，是在“阩”下部加上“止”符，一般都隶定作“
第三种写法是在“阜”形下加上“土”形。这种形体的“陞”目前在楚文字中仅此一见。
楚文字中还有一种类型的“陞”字，所从的声符与“升”稍有不同。如下面的两种形体：
S4这种形体，王辉先生认为是源自曾候乙墓编磬铭文上的“
楚文字中的“陞”“降”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分别很清楚的，除了误释的因素之外，也有混同的例子。如清华简《命训》2号简“降之祸”之“降”写作
王辉先生认为清华简《系年》6号简“降西戎”的“降”写作“
三 “下兵”的语境
王辉先生提出，古书常用“下师”或“下兵”表示出兵，这是源自高诱“下兵，出兵也”的注解。我们认为高诱的注解虽然大致不差，但这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，所以有深究一下的必要。
《周语·国语》中的“王降狄师” 、清华简《系年》中的“曾人乃降西戎”与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的“下兵”“下师”之“下”，恐怕不能做简单的比附。其一，“降”虽然可以训作“下”，但除了《周语·国语》中的“王降狄师”表面上可以看作“降师”在形式上的扩充之外，先秦典籍中并无更多“降师”的书证。其二，结合先秦文献来看，“下兵”“下师”都是有特定的语言环境的。
为了做进一步的讨论，我们先把王文中所征引的“下师”“下兵”四条例证，转录于下，然后再加以讨论：
（5）果下师于崤以救韩。《战国策·韩策二》
（6）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。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
（7）大王不事秦，秦下兵攻河外。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
（8）其以下兵于诸侯，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
例（5）出自《战国策·韩二》“楚围雍氏五月”条，其背景是楚国围困韩国的雍氏，韩国多次派使者向秦国求救，“冠盖相望，秦师不下崤”。后甘茂出面说服秦昭王，秦“果下师于崤以救韩。”[29]例（6）出自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“司马错与张仪争论”条，张仪主张伐韩，对秦惠王说“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”，高诱注：“下兵，出兵也。”[30]例（7）是张仪对魏哀王的威胁之词，除了见于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之外，相同的文字也见于《战国策·魏一》“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”条[31]。第（8）条比较特殊，我们暂且留到后文再讨论。
除了王文所举出的几条书证之外，《战国策》中可以找到不少“下兵”的例子。兹举其中三例：
（9）今秦人下兵，魏不敢东面，横秦之势合，则楚国之形危。《战国策·齐策六》“燕攻齐取七十余城”条[32]
（10）秦下兵攻卫阳晋，必开扃天下之匈。《战国策·楚策一》“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”条[33]
（11）昔者秦人下兵攻怀，服其人，三国从之。《战国策·赵策二》“秦攻赵苏子为谓秦王”条[34]
与“下兵”意思相近的说法，文献中还有“下甲/下甲兵/下甲士”等说法。今略举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中的几个例字：
（12）大王不与秦，秦下甲据宜阳，韩之上地不通；下河东，取成皋，韩必入臣。梁则从凤而动。[35]
（13）今王不事秦，秦下甲云中、九原，驱赵而攻燕，则易水、长城非王之有也[36]。
（14）大王不听臣，秦下甲士而东伐，虽欲事秦，不可得矣[37]。
（15）秦下甲攻卫阳晋，必大关天下之匈[38]。
例（12）中的“秦下甲据宜阳”，相同的记载在《战国策·楚策一》“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”条，写作“秦下甲兵据宜阳” [39]，可知“甲兵”是“甲”的同义复词。例（10）“秦下兵攻卫阳晋”，（15）说“秦下甲攻卫阳晋”。因此先秦文献中的“下兵”“下甲”“下甲兵”意思是完全相同的。
以上（9）—（15）例中，我们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多条“下兵”“下甲”“下甲兵”的例子。把以上文献放在一起讨论，不难发现，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，凡是说“下兵”“下甲”者，其主语或是秦王，或是秦国、秦人，都是秦国出兵攻打他国，没有一条例外。前面我们说高注“下兵”是“出兵”，虽然意思大致不错，但结合先秦文献加以辨析的话，二者却又有差别。文献中“出兵”一词的主语则不限于秦，用在韩赵魏楚越等国身上也都无所不可。下面略举几个《史记》中例子：
（16）六年，韩、魏、赵、卫、楚共击秦，取寿陵。秦出兵，五国兵罢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[40]
（17）臣请东见越王，令出兵以从，此实空越，名从诸侯以伐也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[41]
（18）赵括至，则出兵击秦军。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[42]
（19）使楚杀田假，赵杀田角、田间，乃肯出兵。《史记·田儋列传》[43]
与“出兵”同义的，文献中还有“发兵”、“出师”“发师”等，它们的主语也没有任何地域或者身份地位的限制，普遍适用于个各个诸侯国。仍然以《史记》为限，如以下三个是“发兵”的例子：
（20）燕、代发兵击秦军，秦军破燕易水之西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[44]
（21）于是秦昭王遽为发兵救魏。魏氏复定。《史记·魏世家》[45]
（22）楚发兵绝吴将盖余、属庸路，吴兵不得还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[46]
上面三例中，“发兵”的主语分别有燕、代、秦昭王、楚。以下所举是“出师”“发师”的例子：
（22）齐王大悦，发师五万人，使陈臣思将以救周，而秦兵罢。《战国策·东周》“秦兴师临周”条[47]
（23）夫穰侯越韩、魏而攻齐纲、寿，非计也。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，多出师则害于秦。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[48]
（24）诸将皆喜，许之，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。 《史记·赵世家》[49]
上面三例子，“发兵”“发师”的主语分别是穰侯、齐王、晋国诸将领。由此可知，“下兵”“下甲”等词出现的语言环境与“出兵”“发师”等略有不同，主要原因与战国时期诸各个侯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。众所周知，在中国人的地理观中，很早就有西高东低的观念。战国以来的楚地文献中，所见较多。如郭店楚简《太一生水》说“【天不足】于西北，其上高以强；地不足于东南，其上囗囗囗”[50]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说“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，怒而触不周之山，天柱折，地维绝，天倾西北，故日月星辰移焉；第不满东南，故水潦尘埃归焉。”[51]。随州孔家坡汉简《日书》中有《岁》篇说“天不足于西方，天柱乃折。地不足东方，地维乃绝。”[52]这种观念由来已久，至今我们还保留着“西上”—“东下”，“北上”—“南下”的思维定势。秦处西土，相对东方六国而言就是“上”。秦军出关而东，多用“下”字。如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有一段秦正告楚的话：
（25）蜀地之甲，乘船浮于汶，乘夏水而下江，五日而至郢。汉中之甲，乘船出于巴，乘夏水而下汉，四日而至五渚。寡人积甲宛东下随，智者不及谋，勇土不及怒，寡人如射隼矣[53]。
“下江”“下汉”“下随”，都是相对于秦楚的地理位置而言。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中，秦正告魏国的书信中说：“秦下轵则南阳危”，《正义》：“南阳，怀州河南也，七国时属韩。言秦兵下轵道，从东渭桥历北道过蒲津攻韩，即南阳危矣。”[54]。明白于此，先秦文献中说道强秦对东方六国出兵的时候，每用“下兵”“下甲”等词，就很容易理解了。《史记·范雎列传》中，范雎对秦昭王说说：
（26）王下兵而攻荥阳，则巩、成皋之道不通；北断太行之道，则上党之师不下。
这是范雎对秦昭王的游说之词。“上党之师不下”，《正义》谓：“言泽、潞之师不得下太行相救” [55]。上党在当时虽然是韩国的领地，但“上党”在北边，自然地理的形势由高向低的缘故，可以说“下太行”。前面例（4）说“果下师于殽以救韩”，在同一篇中，甘茂对秦王说“秦师不下殽”，都是说秦国军队是否从殽山向东出击的意思。另外，《国语·晋语四》“二年春，公以二军下，次于阳樊。”韦昭注：“东行曰下。”[56]相同的记载，在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五年》作“晋侯辞秦师而下。三月甲辰,次于阳樊。”杜预注：“顺流故曰下”[57]。阳樊在今天河南济源境内，相对晋都而言，也是在东、南方向，所以把晋国军队进发的地方称作下。
前面例（8）是刘邦执得韩信之后，大臣田肯道贺的话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说：
（27）陛下得韩信，又治秦中。秦，形胜之国也，带河阻山，县隔千里，持戟百万，秦得百二焉。地势便利，其以下兵于诸侯，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[58]。
《汉书》中的这段话差不多全袭自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。文中的“下兵”，与以上所举各例有所不同。“下兵”的主语是以刘邦为首的汉中央政府，要知道这时候刘邦已经做了皇帝，发动中央政府的军队去攻打反叛的诸侯王，完全是居高临下俯视东南的姿态，“下兵”一词，一是为了烘托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当然与长安“带河山之险，县隔千里”的地理优势不无关系。
上文我们讨论了先秦文献中“下兵”“下师”“下甲”“下甲兵”等出现的语境，其实是与秦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、古人西高东低这样的空间认识密切相关的。
下面我们再从曾、西戎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，看看把《国语·周语》中的“王降狄师”、《系年》简“曾人乃降西戎”两处的“降”训为“下”， 是否具有合理性。
四 曾、申的地望
在传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，探讨申国的地望的基点，无不从《汉书·地理志》出发。前汉志“南阳郡”下有“宛”县，注“故申伯国”[59]。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杜预注：“申国，今南阳宛县。”[60]即今天河南省的南阳市。正好今天的南阳市境内有一个古地名缯关，见于《左传•哀公四年》：“楚人既克夷虎，乃谋北方，左司马眅、申公寿余、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，致方城之外于缯关。”[61]清代学者江永认为，“缯关”的位置在“南阳府裕州，方城在裕州。”[62]根据方城县当地学者的考证，古“缯关”大致在今方城县北25公里独树镇大关口楚长城遗址[63]。《国语·郑语》有一条韦昭注说：“缯，姒姓，申之与国也。”[64]传统的学者们一直倾向于把方城一带的“缯关”与西周时期的诸侯国“鄫”相联系。
对申国的地理位置提出挑战的，是清代学者崔述。他在《丰镐考信录》中有一篇《辨申侯召戎灭周之说》：
申在周之东南千数百里，而戎在周西北，相距辽远，申侯何缘越周而附诸戎？黄与弦之附齐也，其国在楚东北，然楚灭之，齐桓犹不能救，远近之势然也。王师伐申，岂戎所能救乎？径庭之启曲沃以伐翼也，蔡之召吴与伐楚也，其地皆相邻接，故曲沃、吴得以因之。申与戎相距数千里，而中隔之以周，申安能启戎？戎之力果能灭周，亦何藉于申之召乎[65]？
后来的学者受到崔说的启发，逐渐认识到以往把申的地望定在南阳是不够合理的。童书业先生提出申有东西之别，西申之国似近骊山[66]。清华简《系年》的整理者在“周幽王取妻于西申”这句话的注释中，对“西申”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：
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幽王后为“申侯女”。《逸周书·王会》“西申以凤鸟”，何秋涛《王会篇笺释》据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有申山、上申之山、申首之山等地名，推断西申在今陕西安塞以北，蒙文通《周秦少数民族研究》之说略同，均以西申为戎。《秦本纪》云秦先人大骆以申侯之女为妻，“西戎皆服”，在周孝王时。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注引《纪年》云周宣王三十九年，“王征申戎，破之”。“申侯”、“申戎”均有学者以为即西申[67]。
苏建洲、吴雯雯、赖怡璇三位先生编著的《清华二〈系年〉集解》总结了学术界研究“西申”的三种主要观点，即陕西北部说，地近骊山说，宗周之西说，可以参看[68]。李峰先生注意到，《古本竹书纪年》中有“平王奔西申”的记载，1981年南阳市出土的南申伯太宰仲爯父簋，证实了西周晚期在南阳的申是被称作“南申”的。李峰先生进而提出，在周宣王在南阳建立南申之前，原先坐落在宗周西部的申已经存在，应该就是《古本竹书纪年》中的西申。李先生在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中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地理坐标，即在洛水所出的白于山和泾水所出的泾谷之山之间，有申首之山，乃申水所出。以此为定点，李先生推测今天甘肃的平凉地区很可能便是西申的位置所在[69]。把申定在平凉地区，与地处固原一代的西戎接壤，二者建立起政治军事联盟对抗周王朝，以往存在的疑问都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。1972年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“伯
”诸器，李守奎先生认为“
至于说“曾（缯）”的地望，传统的研究一般认为有山东之曾、南阳之曾（缯）、湖北之曾。这三处的曾从在地缘政治上说，都不太符合与西戎临临近从而结成军事联盟的条件。石泉先生受童书业先生的启发，认为缯国当在关中临近西申与西戎处[71]。清华简《系年》公布之后，笪浩波先生提出，“西申在陕西北部，则西申的与国缯国也应该在陕西北部”的看法[72]。董珊先生认为，从结合考古发现来看，时代比较早的“曾”有三个：山东之曾，西周早期位于南方的曾、还有位于陕西和甘肃交通线上，可能处在宝鸡、崇信两点一线某处的的曾。后者虽然还不能确定其地望，但应该就是周末叛周之曾，也是西戎进入宗周的必经之路[73]。到目前为止，学者们对于西周晚期申、曾的地望虽然还没有最终得到落实，但大致来说，申位于镐京的西北方向，曾位于镐京的西方，则与事实相去不远。《古本竹书纪年》说：“（宣王）三十九年，王伐申戎，破之。”[74] 如果按照传统学者们对申、曾的地望的理解，周宣王三十九年的这次战役，王师不得不对西戎和东南申国双边作战，这显然是令人困惑的。蒙文通先生认为“申戎即姜氏之戎，即申侯也。”[75]现在看来，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。
申、曾二国相对的地理位置大致可以知道，再回过头来看对《国语·周语》“王降狄师以伐郑”这句话的理解。先秦典籍经常把“戎狄”并称。如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”[76]《国语·周语一》：“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，而自窜于戎狄之间。”[77]《左传·闵公元年》：“戎狄豺狼，不可厌也。”[78]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：“周幽为大室之盟，戎狄叛之。”[79]或称作“戎翟”，如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：谓秦穆公“自岐、雍之间，修德行武，东平晋乱，以河为界，西霸戎翟，广地千里，天子致伯，诸侯毕贺，为后世开业，甚光美。”[80]《史记·魏世家》：“秦与戎翟同俗，有虎狼之心，贪戾好利无信，不识礼义德行。”[81]狄其实也就是戎。如童书业先生怀疑“狄”也是羌族，本为西方“戎”种的一支。春秋时期晋国北部的无终之戎，可能是狄与山戎的混种[82]。林澐先生认为在西周、春秋时人的观念中，狄实际是包括在戎之中的。[83]戎狄远处镐京之西，曾也在镐京的西边，于周而言，皆堪称上方。按照前面我们对“下兵”等使用语境的讨论，处在宗周的周王，是不能下狄师的，曾人也不具备下西戎之师的条件。
五 下大王之兵
前面我们主要从地理位置上讨论了“王降狄师”、“曾人乃降西戎”之“降”不能训作“下”的理由。文献中虽然有“下兵”的说法，但扩充成“下某某之兵”书证则极为少见。《战国策·魏策三》“芒卯谓秦王”有如下一段话：
（28）王所患者，上地也。秦之所欲于魏者，长羊、王屋、洛林之地也。王献之秦，则上地无忧患。因请以下兵东击齐，攘地必远矣。……地入数月，而秦兵不下。……（芒卯）乃之秦，谓秦王曰：“魏之所以献长羊、王屋、洛林之地者，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东击齐也。今地已入，而秦兵不可下，臣则死人也。虽然，后山东之士，无以利事王者矣。”秦王戄然曰：“国有事，未澹下兵也，今以兵从。”后十日，秦兵下[84]。
“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东击齐”这句话中，根据黄丕烈的注，鲍彪《战国策校注》无“有意”二字[85]，“有意”与“欲”语义重复，鲍注本似乎比较可信。“下大王之兵东击齐”是属于“下某某之兵”的句式。按照我们前文的讨论，除了秦国之外，东方诸侯国罕见有用“下兵”的例子。因此，《战国策·魏策三》中的这句话就变得非常可疑。我们怀疑这句话中的“下”字很有可能是涉上文的“下兵”而衍，如果删掉此处的“下”字，据鲍注本则作“欲以大王之兵东击齐”，句子就十分通顺了。所以，《战国策·魏策》中“下大王之兵”是不足为据的。王守谦等人的《战国策全译》本此句作“有意欲以大王之兵东击齐也”[86]，无“下”字，较他本为优。但该书不出校记，又不知何据。
先秦文献中，“以/帅某某之师”、“以/率/将某某之兵”是最常见的句式。如《左传·僖公四年》：“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。”[87]《左传·宣公元年》：“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。”[88]《左传·襄公元年》：“晋韩厥、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。”[89]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：“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，秦却于河外。”[90]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：“乐毅于是并护赵、楚、韩、魏、燕之兵以伐齐，破之济西。”《索隐》：“护谓总领之也”[91]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：“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。”[92]《史记·魏世家》：“（知氏）又率韩、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。”[93]“以某某之师”在事实上也是多方联军结成军事同盟，不过是由主导一方率领统一行动而已。先秦文献中常见的“征师”，很多时候是建立军事联盟前的一种外交活动。“征师”的一方，一般来说都是军事联盟的主导者。如《左传·僖公十六年》：“王以戎难告于齐，齐征诸侯而戍周。”[94]先秦时期除了中央政府之外，各诸侯国的兵力都比较有限，所以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，都会用“征师”的形式，建立联合武装以壮大声势。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楚灵王在申大会诸侯，大臣椒举对楚王说：“霸之济否，在此会矣。夏启有钧台之享，商汤有景亳之命，周武有孟津之誓，成有岐阳之搜，康有酆宫之朝，穆有涂山之会，齐桓有召陵之师，晋文有践土之盟。”[95]曾人联合申、戎的军队与周作战，周王征召狄人的武装攻打郑国，时有先后，其理不殊。
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，从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，《系年》简中的“曾人”是不具备“下西戎（之师）”的条件的，《国语·周语》中的“王”，当然也不能“下狄师”。因此，我们认为“降”字党理解成“征召”之“征”的讹误，曾、周王分别是这两次军事行动的主导方。《国语》说“申人、鄫人召西戎以伐周”，可知曾、申两国在对周王室的战争中，确实是征用了西戎的武装力量。
六 结语
最后，我们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观点：
一，战国文字中的“征”、“降”二字，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分别得很清楚，但经过形体简省之后，也时有混讹现象。究竟是“征”还是“降”，常需要根据上下文才能加以辨别。古书在传抄的过程中，“征”“降”二字出现误写、误释的情况，也是很正常的。
二，战国文献中出现的“下兵”一词，几乎都是对针对秦国而言。在古人的地理观中，早有西高东低、北上南下的观念。秦国地处西方，对东方诸侯国用兵的时候，每用“下兵”一词，对东方六国而言一般不适合这一用语。
三，清华简《系年》中的“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”，《国语·周语》中的“王降狄师以伐郑”，这两处“降”字，均不能训作“下”。我们认为把“降”看成是“征”字之讹，训作“征召”，会合理一些。
四，《战国策·魏策三》中有“下大王之兵”之说，此处的“下”字，当为衍文。
注释
[1]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（贰）》，中西书局2011年，第138页。
[2]《国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，第519页。
[3]《国语》，第255页。
[4]张俊成：《读〈左传〉脞录二则》，黄贤全、邹芙都主编：《西部史学》第一辑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，第95—98页。
[5]左丘明著，孔颖达疏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，第484页。
[6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2014年，第2894页。
[7]方诗铭、王修龄：《古本竹书纪年辑证（修订本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，第262页。
[8]郑玄注，孔颖达疏：《礼记正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，第164页。
[9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188页。
[10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123页。
[11]方诗铭、王修龄：《古本竹书纪年辑证（修订本）》，第262页。
[12]苏建洲、吴雯雯、赖怡璇：《清华二〈系年〉集释》，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，第63—64页。李松儒：《清华简〈系年〉集释》，中西书局2015年，第44—46页。王伟：《也谈清华简〈系年〉“降西戎”的释读—兼说“降”“
[13]张新俊：《清华简〈系年〉“曾人乃降西戎”新诂》，《中国语文》2015年第5期。
[14]王辉：《也谈清华简〈系年〉“降西戎”的释读—兼说“降”“”混讹的条件及“升”“”之别》，李守奎主编：《清华简〈系年〉与古史新探》，第487—493页。
[15]郑邦宏：《出土文献与古书形近讹误字校订》，中西书局2019年，第145页。张雨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贰）动词彚释》，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19年，第3、67—68页。
[16]刘钊主编：《新甲骨文编（增订本）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，第791—792页。张俊成编著：《西周金文字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，第773—774页。
[17]吴振武：《〈古玺文编〉校订》，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，第38—39页。何琳仪：《战国文字通论（订补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，第268页。
[18]汤余惠主编：《战国文字编（修订本）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，第946页。徐在国、程燕、张振谦编著：《战国文字字形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，第1967页。
[19]何琳仪：《战国文字通论（订补）》，第257—259页。
[20]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，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壹）》，中西书局2010年，第154页。
[21]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，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壹）》，第258页。
[22]李学勤主编，沈建华、贾连翔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【壹—叁】文字编》，中西书局2014年，第338页。徐在国、程燕、张振谦编著：《战国文字字形表》，第1967页。马继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1—8文字编》，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19年，第1681页。
[23]周凤五：《清华〈保训〉篇文字解读》，载《出土文献研究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》，台北，2011年11月26—27日。此文未见，转引自刘丽《清华简〈保训〉集释》，中西书局2018年，第120—121页。张新俊：《清华简〈系年〉“曾人乃降西戎”新诂》，《中国语文》2015年第5期。
[24]徐在国：《上博楚简文字声系》，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，第868页。
[25]安徽大学汉字应用与发展中心编，黄德宽、徐在国主编：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，中西书局2019年，第134页。
[26]周忠兵：《释甲骨文中的“阩”—兼说“升”、“祼”之别》，《中国书法》2015年第24期。刘钊主编：《新甲骨文编》，第795页。
[27]李学勤主编，贾连翔、沈建华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【肆—陆】文字编》，中西书局2017年，第294—295页。
[28]李守奎、贾连翔、马楠编著：《包山楚简文字全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，第507—508页。
[29]刘向集录，范祥雍笺证：《战国策笺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，第1540—1541页。
[30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778页。刘向集录，范祥雍笺证：《战国策笺证》，第202—203页。
[31]刘向集录，范祥雍笺证：《战国策笺证》，第1273页。
[32]刘向集录，范祥雍笺证：《战国策笺证》，第710页。
[33]刘向集录，范祥雍笺证：《战国策笺证》，第794页。
[34]刘向集录，范祥雍笺证：《战国策笺证》，第1030页。
[35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783页。
[36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791页。
[37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779页。
[38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785页。
[39]刘向集录，范祥雍笺证：《战国策笺证》，第793页。
[40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91页。
[41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672页。
[42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834页。
[43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3208页。
[44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301页。
[45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243页。
[46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3055页。
[47]刘向集录，范祥雍笺证：《战国策笺证》，第4页。
[48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924页。
[49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152页。
[50]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文物出版社1998年，第125页。
[51]张双棣：《淮南子校释（增订本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，第276页。
[52]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随州市考古队编著：《随州孔家坡汉简》，文物出版社2006年，第184页。
[53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743—2744页。
[54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729页。
[55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925页。
[56]《国语》，第374—375页。
[57]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490—491页。
[58]班固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，第59页。
[59]班固：《汉书》，第1563页。
[60]左丘明着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57页。
[61]杨伯峻注：《春秋左传注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，第1626页。
[62]江永：《春秋地理考实》第三卷，收入贾贵荣、宋志英辑《春秋战国史研究文献丛刊》4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，第169页。杨伯峻编著：《春秋左传注（修订本）》，中华书局2016年，第1815页。
[63]贺金峰：《春秋“方城”城邑、缯关地望考》，《中国长城博物馆》2010年第3期。
[64]《国语》，第522页。
[65]崔述：《崔东壁遗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，第246页。
[66]童书业：《春秋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，第45页注释124。
[67]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贰）》，中西书局2011年，第139页。
[68]苏建洲、吴雯雯、赖怡璇编著：《清华二〈系年〉集解》，第43—48页。
[69]李峰：《西周的灭亡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252—260页。
[70]李守奎：《清华简〈系年〉中的“
[71]石泉：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，第88页。
[72]笪浩波：《汉东的
[73]董珊：《从出土文献谈曾分为三》，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5辑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，第154—215页。
[74]方诗铭、王修龄：《古本竹书纪年辑证（修订本）》，第262页。
[75]蒙文通：《周秦少数民族研究》，《蒙文通文集》第二卷《古族甄微》，巴蜀书社1993年， 第56—60页。
[76]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：《毛诗正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，第1668页。
[77]《国语》，第3页。
[78]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346页。
[79]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1383页。
[80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55—256页。
[81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243页。
[82]童书业：《春秋史》，第111页。
[83]林澐：《戎狄非胡论》，《林澐文集·古史卷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，第169—175页。
[84]刘向集录，范祥雍笺证：《战国策笺证》，第1361—1362页。
[85]诸祖耿：《战国策集注彚考（增补本）》，凤凰出版社2008年，第1243页。
[86]王守谦等：《战国策全译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，第733页。
[87]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376页。
[88]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677页。
[89]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935页。
[90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75页。
[91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946—2947页。
[92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1883—1884页。
[93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第2241页。
[94]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1383页。
[95] 杨伯峻编著：《春秋左传注》，第1250—1251页。
原文载于《中国文字学报》（第十二辑）